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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問題的提出與研究視角

縣城是中國城鎮體系的重要組成部分。農民到縣城買房子、向縣城集聚的現象很普遍。有學者稱為“就近城鎮化”。此外，一些學者把地級市的市區也納入其中。本文將要討論的城鎮化，主要指大量中西部地區的農民工回到自己家鄉的縣城或市區購房所帶來的城鎮化。

按照一般的城市化理論，城市化是鄉村人口隨著工業化的發展在城市聚集和定居的過程。而本文所要探討的“就近城鎮化”卻是另外一番景象：大量農民工回流到缺乏產業基礎的家鄉縣城或市區定居生活。這背后的原因是什么呢？

(資料圖片僅供參考)

對此，已有研究主要形成了兩個解釋視角：其一，從制度性視角出發，這主要是一系列制度設置形成阻礙的后果，先是城鄉二元體制的限制，后是土地財政帶來的高房價等；其二，從家庭策略視角出發，農民是作為能動的主體嵌入工業化和城鎮化過程的，到縣城或市區購房是一種家庭策略，服務于家庭代際傳承或代際向上流動的期待。

這兩個解釋視角都有合理之處，但也面臨挑戰和存在不足：一方面，隨著戶籍制度改革與公共服務均等化的推進以及農民工定居城市的能力提升，制度性視角日益失去解釋力；另一方面，雖然家庭策略視角強調了農民工進城的方式和動力，但缺少對“返鄉”這一重要環節的解釋。

鑒于此，本文引入“社會生活”這一視角予以補充，即基于已有的研究，從“社會生活”的核心內涵出發，探討“二代農民工”返鄉購房的原因。美國社會學家Wirth從社會學意義上將鄉村和城市的本質差別理解為兩種不同的“社會生活”狀態，即指個人與他人的聯結方式與關系狀態以及在此基礎上的心理狀態，而城市化就是對“社會生活”的重新構造——從鄉土性到城市性。

西方城市性“社會生活”的核心特征是以個體為本位。但是，許多研究指出，經歷城鎮化的中國農民工并不適合以西方語境下的“城市性”來分析，在他們的“社會生活”方面，鄉土性仍然具有很強的韌性，其核心是以家庭為本位，以鄉土網絡為依歸。將“鄉土性的生活方式”和“人的能動性”放在一起加以考察，“在哪里購房”其實是一個整體性的“社會生活”籌劃。其主要內容是：一方面，如何更好地履行家庭責任，最終實現整個家庭的發展；另一方面，除了自然地以鄉土網絡為依歸，也希望借此來實現一種更好的生活狀態。家鄉的縣城或市區恰恰能同時滿足這兩方面的要求。

二、調查方法與田野情況

被調查的村莊為良田村，位于廣西壯族自治區桂林市全州縣東北部，距離全州縣城38千米，距離桂林市區160千米，下轄8個自然村，截至2020年，共有913戶3013人。與中西部地區的許多村莊類似，良田村本地缺乏發達的產業，村民以外出務工為主要收入來源。

20世紀90年代中期以來，良田村人離土又離鄉，前往長三角和珠三角地區務工，至今全村90%以上的家庭主要收入來自外出務工。筆者于2020年對良田村的抽樣調查顯示：受訪戶中在外購房的比例為22.3%；購房者主要是“75后”到“90后”的“二代農民工”，購房地點主要是家鄉的縣城或市區，受訪的購房戶中在全州縣城和桂林市區購房的占比合計高達82.8%。本文中的“二代農民工”是指其父輩為農民工，自己也以外出務工或經商為生的群體。需要強調的是，他們中的絕大部分人已經成家且育有子女，在結婚前，他們的父母并沒有為其進城購房。購房費用主要是“二代農民工”自己掙得的，父輩的支持力度較小。

三、家庭本位與返鄉購房

中國社會的基本單位是家庭。中國人的日常生活圍繞家庭成員彼此間的責任和義務展開，也是在家庭關系中，中國人獲得了對自身的理解和價值的確認。與西方以個體為本位不同，可以說，以家庭為本位是中國人的生活基本取向。不過，家庭策略視角忽視了農民工身上的多重角色。

一位農民工，是“父之子”，也是“子之父”，在不同的角色下其責任和義務并不相同。從良田村“二代農民工”身上可以看到，在現有的城鄉結構下，“父對子”的義務激發的力量是“向城”的，而“子對父”的義務激發的力量是“回鄉”的。在中國文化中，“事親”是為人子女的基本責任。傳統的“事親”或“孝”，重心在上一輩，表現為對父母尊重和順從，在朝夕相處中提供經濟支持和情感呵護。進城務工使這一模式遭遇了挑戰。在此情形下，家鄉的縣城或市區成為“二代農民工”平衡多重責任和義務的“折中空間”。

“一代農民工”進城務工又返鄉養老是學術界公認的事實。當然，“二代農民工”的父母變老有一個過程：第一階段，他們的父母尚有勞動能力，還能幫忙照看孫輩，有的甚至還能進城陪讀；第二階段，他們的父母年齡增大或身體衰弱，無力或無須照看孫輩，多回村或留村養老；第三階段，他們的父母生活難以自理，需要子女陪伴照看。

但是，筆者發現，即使他們的父母處在第一階段，在購房時，“二代農民工”也會將“事親”納入未來的規劃。單就“事親”本身而言，自然是子女離父母越近越便于照顧，但如果回村照顧父母，就難以兼顧提升經濟收入和為子女創造良好生活條件的需要。換言之，因為離村較近，家鄉的縣城或市區成為平衡這些需要最合適的空間。折中的安排，使得“事親”能夠根據“二代農民工”子女上學乃至今后成家的情況、父母的身體狀況隨時做出調整。

當他們的父母進入第二階段，一些“二代農民工”開始從外地回到家鄉的縣城或市區找工作或自己開店，在賺取收入和撫養子女的同時兼顧在村的父母。而傳統意義上的“事親”可能壓縮至“二代農民工”的父母生命歷程的最后階段，而且“事親”內容主要變成“養父母之口體”。反過來，考慮到未來要回村照顧父母，出于方便照顧自己“小家庭”的需要，“二代農民工”也不太可能在外地城市購房安家。此外，受計劃生育政策的影響，“80后”和“90后”為家中獨生子女的情況非常普遍。一旦父母生活需要照顧，回鄉“事親”自然責無旁貸。

作為能動主體，“二代農民工”努力地在城鄉結構中平衡其“為上”和“為下”的責任。返鄉購房正是在這個過程中做出的權衡與選擇。

四、“鄉土網絡”與扎根縣城或市區

1. 鄉土網絡與社會性滿足

“鄉村－城市”是一個連續體——村莊是一個熟人社會，社會聯結度越強，越往外擴散，異質性和流動性越強，熟悉性和聯結度變低，直到變成一個陌生人社會。在何地購房，意味著在何地生活和與人交往。顯然，在務工城市，“二代農民工”缺少穩定的熟人關系。而家鄉的縣城或市區作為聯結鄉村的重要節點，算得上一個半熟人社會——家鄉的縣域或市區擁有涵蓋親戚、朋友和老鄉等社會資源的鄉土網絡。從熟人社會的鄉土網絡獲得社會性滿足，構建完整的“社會生活”，是“二代農民工”回到家鄉的縣城或市區安家的重要原因。

縣城是中國城鎮體系的重要組成部分，也是聯結鄉村的重要節點。對于“二代農民工”而言，家鄉的縣城或多或少集聚了一些親戚、朋友、同鄉，也承載了一些游玩、上學甚至生活的記憶。這使得縣城不是一個陌生的城市，而是“家鄉”本身。“鄉－城”的遷移距離會極大地影響農民工在日常生活層面的親屬實踐形態。

隨著現代交通的飛速發展，“縣－村”和“市－村”的時空距離被極大地壓縮。也就是說，在市域特別是縣域范圍內，“二代農民工”能夠擁有正常的社會交往，建立較為完整的“社會生活”——既可以方便地回應父母和其他親戚的訴求，也可以在與親戚、朋友、同村、同學等社會關系交往中獲得所需要的情感養分和社會養分。伍長青的案例最為典型，他有能力購買卻沒有選擇在昆明市購房 。正如他所說：“我從來沒有想過在昆明市買房，在那兒人生地不熟的，連個可以說話的人都沒有。”后來，他在桂林市區購買了一套住房，在選擇小區的時候，正是看中了該小區及其附近匯集了一幫可以“一起玩”的人。

此外，被壓縮的時空距離與覆蓋縣域和市域的地方社會網絡，構成了他們安全感的來源。這種安全感也是他們回到家鄉的縣城或市區購房的重要原因。社會性滿足為何如此重要？這就涉及城市性和鄉土性兩種生活方式的根本差別，即社會關聯及其帶來的心理狀態差異。

齊美爾等社會學家曾深刻描述過城市人的生活狀態，即社會紐帶的斷裂導致親密關系的匱乏和潛在的社會孤立，匿名性、表面性、短暫性的交往給人帶來強烈的不安全感；為了獲得自我保護，保持距離、冷漠、“輕微的嫌惡、相互的疏遠和排斥”導致城市人特有的“神經衰弱癥”：個人內心的安穩喪失了，取而代之的是“緊張和朦朧期待帶來的暈眩感”、秘密的煩躁、忙亂和無力的急迫感。這絕不是一種抽象描述，而是現實中經常出現的情況。例如，伍長青告訴筆者，他在昆明市時每晚都會失眠，但一回到桂林市，這種狀況就會改善許多，而當他回到村莊，失眠的癥狀就消失不見了。

當然，之所以以鄉土網絡為依歸，除了農民工的主動選擇，還在于他們很難在務工城市發展出新的社會網絡。一方面，由于農民工大多難以在城市找到穩定且有發展機會的工作；另一方面，頻繁的流動使得他們很難在某一個城市與同事或本地居民建立起新的穩固的社會關系。

2. 縣城與市區的比較

調查顯示，在“市－村”距離相較“縣－村”距離更遠的情況下，農民工到家鄉的市區購房的情況也不在少數。因此，有必要進一步討論什么樣的人會傾向于選擇在縣城購房，什么樣的人會傾向于選擇在市區購房。

經過對個案材料的仔細梳理，筆者認為，以下幾個要素會對“二代農民工”的購房地選擇產生影響：經濟能力、家庭因素、個人的社會網絡和事業發展或就業的需要。具體來說，返鄉購房一般存在兩個比較過程：第一個比較是務工城市與家鄉的縣城或市區的整體比較。家庭因素和鄉土網絡因素在這一階段發揮著重要作用。第二個比較是將家鄉的縣城與市區做比較。“二代農民工”在綜合考慮自身發展需要、經濟能力、家庭情況、社會資源等因素的基礎上做出購房選擇。但是，第一個比較的優先次序往往排在第二個比較之前。

收入較高、社會關系發達、受家庭因素影響較小、有事業發展需求的“二代農民工”更可能選擇在家鄉的市區購房。毋庸置疑，這樣的人在“二代農民工”中屬于少數。收入較低、父母在村、個人的社會網絡集中在縣域范圍、以在外務工為業，才是大部分“二代農民工”的特征和條件。所以，縣城仍是“就近城鎮化”的核心地帶。

五、結論與討論

綜上所述，“返鄉購房”不僅涉及制度性阻礙和高房價問題，也不僅是簡單的實現家庭代際傳承和階層躍升的家庭策略，更是一套“社會生活”的整體籌劃。以往的研究常常把農民工視為“勞動力”或“個體”，忽視他們身上的社會屬性。本文研究發現：“二代農民工”身上的社會文化屬性和社會性滿足需求蘊含著巨大力量。之所以返鄉購房，是因為“二代農民工”并沒有被務工經歷和城市生活所徹底“城市化”，而是仍然受到鄉土性的生活方式的影響。

深刻體現中國文化底蘊的家庭價值和鄉土傳統對中國城鎮化形態甚至中國社會形態產生了重要影響：一方面，規模巨大的“二代農民工”是中國城鎮化的主體，也是推動城鎮化的重要力量。而他們主要在家鄉的縣城或市區購房的行為選擇，使得縣城成為中國城鎮化的重要載體，并推動縣域成為中國區域發展的重心所在。更重要的是，在縣域范圍內，農民工家庭的“社會生活”主要圍繞鄉土網絡展開，所遵循的倫理原則也是以傳統的家庭倫理和鄉土倫理為主。另一方面，家庭紐帶和鄉土網絡在城鄉之間的“縫合”作用，使得中國的“城”和“鄉”在快速城鎮化進程中并沒有走向對立或被撕裂。這些特點構成中國城鎮化的鮮明特色。

但是，必須清醒地認知到，中西部地區一些地方就近城鎮化的發展并沒有達到一種健康的狀態。原因就在于，這些縣城或市區缺乏扎實的產業基礎，難以充分吸納“二代農民工”就近就業。他們仍舊不得不遠離家鄉去外地謀生，導致其家庭依然處于分離狀態。而農民工家庭分離帶來的不良社會后果在過往城鎮化進程中已經顯現。毫無疑問，只有因地制宜發展特色縣域經濟，促進農村勞動力就地就近就業創業，以縣城為重要載體的城鎮化建設才能行穩致遠。